從民法典編纂的政治化和反政治化角度看民法典編纂的必要性

　　「內容摘要」 本文通過對我國民法典編纂中的政治化與反政治化的現(xiàn)象入手，分析了民法典編纂的政治化與通常的民法典編纂的政治性的區(qū)別，揭示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所獨有的民法典編纂的政治化與反政治化現(xiàn)象，從而提出民法典編纂在中國是一個機遇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內在必要性的問題。

　　「關鍵詞」 民法典編纂的政治化與反政治化、民法典編纂的政治性

　　對于“現(xiàn)在是否需要編纂民法典？”這樣的問題，無論是在世界上曾經(jīng)進行過民法典編纂的國家中，還是在我們目前的民法典編纂（以下簡稱法典編纂）過程中都不時的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筆者再次提出這個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而且在“是否需要編纂民法典”之前加上“現(xiàn)在”一詞意在解釋和追問：現(xiàn)在的民法典編纂是否適宜？民法典的編纂到底是一個內在必要性的問題還是一個機遇的問題？[1]

　　一般說來，科學的問題大都有比較確定的有時甚至是唯一的答案，體現(xiàn)為以知識累積的方式所進行的直線運動，哲學則是類似于指向同一個圓心并不斷變換基點的圓周運動，主要不是在于獲取知識而是在于不斷地提出問題。[2]“現(xiàn)在是否需要編纂民法典？”的追問也不在于能夠向讀者提供獲得更多的知識的機會，而是在于轉換一個角度，改變一個基點，來審視和思考一個不新鮮的問題。對任何一個問題所做的嘗試性的解答并不能終結對同一個問題在不同的時刻不同的地方所進行的新的嘗試，反而是在鼓勵進行更多的嘗試，這正是帶有哲學性問題的魅力所在，本文所面對的問題正是這樣一個法學領域中的哲學問題。

　　本文以我國民法典編纂過程中政治化與反政治化的矛盾為基點，闡明民法典編纂中政治力量和學術力量的關系，也即立法者和（不限于法學的）學者之間的關系，闡明法典編纂不是一個內在必要性的問題而是一個機遇的問題，同時在闡述的過程中區(qū)分民法典編纂的政治化與民法典編纂的政治性的區(qū)別。筆者之所以不惴簡陋，將自己的想法提交公共輿論的評判，以期克服自己的懶惰與怯懦，這也就正好應了Immanuel Kant所說的：“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懶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當大自然早已把他們從外界的引導之下釋放出來以后，卻仍然愿意終身處于不成熟狀態(tài)之中�！� [3]自己也常常用追問自己：“我們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個啟蒙了的時代？”

　　一、我國民法典編纂的政治化與反政治化

　　目前一股失落的情緒籠罩著曾經(jīng)轟轟烈烈喧囂一時的法學界，[4]民法典編纂所激起的法學家（特別是民法學家）的熱情的狂潮已經(jīng)過去，在民法典的編纂是具有內在必要性的這個潛在的前提下，所進行的和所討論的民法典編纂這個事件，給所有的支持民法典編纂并認為我國目前已經(jīng)完全具備進行民法典編纂的條件的人當頭一棒，一桶冷水應該可以使人清醒地看到：我國目前并不具備必要的進行民法典編纂的政治條件和憲政環(huán)境！筆者認為，在去年已經(jīng)第一審議的人大法工委的室內稿草案之所以擱淺，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對許多敏感的制度，比如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私人所有權制度怎么設計的問題，它本身應當是政治改革的任務，是屬于政治國家的任務，必須借助于憲法的改革才能夠水到渠成的納入民法典中，而不是通過民法典這個市民社會中的市民之間的生活規(guī)則的編纂就可以完成。而學者們特別是參加起草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的學者們所期望的是通過民法典編纂將本應由政治國家通過政治改革實現(xiàn)的任務通過編纂民法典來實現(xiàn)，從而將民法典編纂政治化，成為民法典編纂中政治化的力量，成為一支為了民主和法治的理想而堅定前行的隊伍；而立法者 尤其是現(xiàn)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立法進程的人對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的大膽突破和政治化傾向，有著本能的警覺，這對掌握國家立法權力的立法者來說，也是無可厚非的，出于某種考慮，或者是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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