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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審判權的界限
內容摘要：司法機關所行使的審判權（司法權）并不是萬能的、無界限的，司法機關只能在已經發(fā)生糾紛并形成案件后才能啟動審判程序，行使審判權；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機關既具有合法性審查權，亦附帶地具有合憲性審查權，而大陸法系國家的司法機關只具有合法性審查權，我國原則上屬于大陸法系國家，司法機關也只具有合法性審查權；司法機關受其性質和審判基準所限，只能對法律行為進行判斷，而不能裁判政治行為（國家行為）；司法機關的合法性審查權包括對作為正在審理案件適用依據的規(guī)范性文件的進行合法性審查。關鍵詞：審判權；司法機關；普通法院；憲法法院；合法性；合憲性；國家行為
我國現行憲法第123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第126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第127條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審判機關”。人民法院組織法第2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審判權由下列人民法院行使：（一）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三）最高人民法院�！泵袷略V訟法、行政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處理專門人民法院的決定，對法院內部行使審判權作了必要的分工。依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我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與人民民主專政相適應的政權組織形式。我國的國家機構內部分為國家權力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國家審判機關和國家檢察機關，資本主義國家按照三權分立原則，其國家機構由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組成。在我國，人民法院行使的是審判權，而資本主義的法院行使的是司法權。審判權與司法權在表述上的差異，只是說明它們與民意代表機關關系的不同，[1]并不表明它們在功能上的區(qū)別。[2]因此，審判權與司法權兩者在實質上是一致的，都是通過對糾紛的裁判而維持社會的正常秩序，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司法改革是我國法學界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和焦點問題，也是法律實務界的工作重點。最高人民法院將公正和效率作為司法改革所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一時也成為法學界議論的時髦話題。人民法院系統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朝著既定的目標進行了努力，法學界舉行了不計其數的專題討論會，歷經數年之后，越來越多的人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現行體制內進行司法改革幾乎不可能取得成效，并歷數法院系統近年來的一系列改革舉措以資佐證。其言下之意是，唯有突破現有的體制，司法改革才可能取得成效。同時，法院系統內部的某些改革或創(chuàng)新，也并沒有一種明確的司法理念。司法改革的目的是要完成審判權的使命，審判權的終極目標是公正和效率，但審判權的界限在哪里呢？如果連這一問題都不明確，司法改革的對象就無法確定，現行體制內的改革資源是否用盡就無法做到胸中有數。
一、案件性
案件性是審判權的首要界限，也是法院進行自律的首要原則，[3]因此，案件性又稱為案件性原則。法院行使審判權的任務是解決糾紛，而并不是一切糾紛都能夠形成為案件，只有那些按照法律的預先規(guī)定，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規(guī)格，既這些糾紛已經成熟為法院受理的案件，法院才能對這些案件行使審判權，對權利義務糾紛的內容作出判斷。故在這一意義上，案件性原則又稱之為“成熟性原則”。[4]
案件性是由司法作用的特性決定的。如前所述，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國家作用的基本內容、分類和方式是共同的，即都分為立法作用、行政作用和司法作用。[5]立法機關通過創(chuàng)制或者形成法律規(guī)范的方式調整社會關系，法律規(guī)范的內容為權利義務，其涉及到社會成員的利益，需要平衡、照顧和反映社會成員中不同政治力量的利益，協調不同政治力量對比關系，因此，立法作用的特性是民主。只有在不同政治力量的充分表達與妥協的基礎上形成的法律規(guī)范，才具有正當性，才具有實施的基礎。行政機關通過嚴格實施、執(zhí)行既定的法律規(guī)范調整社會關系，行政機關通常情況下絕對不得創(chuàng)制或者形成法律規(guī)范，因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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